1948年9月,国民党军队新设了十二兵团,指挥的位置由黄维担着,而胡琏和吴绍周(当时还担着85军军长一职)被安排坐副司令。胡琏对副司令这个安排挺有意见,借口说自己爹在汉口身体不好,需要他照看,直接没去报到。
胡琏刚到汉口,家里就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南京那边一再催他赶紧赴任,胡琏又找了个新理由,说自己牙龈发炎,要休养生息,就是死活不肯走马上任,心里那股子不乐意,真是一目了然。
十二兵团成立那阵,国民党部队早就不用“整编师”、“整编旅”这些叫法了,整编十一师又恢复了原本的十八军番号。到了10月,杨伯涛被派去当十八军军长,成了陈诚“土木系”里的头号主力第八任军长,前头七位分别是陈诚、罗卓英、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和胡琏。
当了三个月军长的杨伯涛
杨伯涛,1909年4月生在湖南芷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出来的。他家条件特别艰苦,没了老爹之后,全靠母亲一把辛苦带大。虽然日子清苦,杨母还是死撑着让儿子读书。杨伯涛小学念完了,本想着继续念书,可中学费用比小学高多了,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结果中学只上了一年就被迫辍学,后来就参军了。
杨伯涛那会儿投身的部队是黔军第十军,带头的是王天培。1926年,这支部队积极响应北伐,杨伯涛跟着第十军教导团,一路转战湖南、湖北两地。
北伐军拿下武汉后,专门在那儿建了黄埔分校,杨伯涛考上了,成了第七期的学生,结业以后,被分到教导三师(师长是钱大钧)当排长。
1930年5月,教导三师参与了中原大战,打完仗后被编进了陈诚领导的十八军。从这一刻起,杨伯涛就在十八军里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一待就是好多年。
杨伯涛年轻那阵子,在“土木系”里的升职速度其实算一般,淞沪会战打响那会儿,他还只是十八军十一师的一个营长。后来到了武汉会战,凭着在陆军大学第14期的学习背景,杨伯涛才被提拔成了十一师的上校参谋主任,这才算在部队里有了点头脸。
担任参谋主任期间,杨伯涛提出的作战计划,不光让师长、军长看重,连陈诚也注意到了。他后来接连出任185师参谋长、86军参谋长,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这一摊子,直属陈诚手下办事。
1944年3月,十一师师长刘云瀚自告奋勇调职,去了军政部任人事处长。刘云瀚离开后,十八军军长罗广文跟副军长胡琏在谁来接任十一师师长上争得不可开交。陈诚知道这事后,干脆没用俩人推荐的人,直接拍板让杨伯涛上任十一师师长。这样看来,陈诚对杨伯涛的本事确实看得上眼。
杨伯涛接手十八军军长的位置是在1949年10月,那会儿辽沈战役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徐州那边大战也眼看着就要开打。偏偏这会儿,黄维的十二兵团还没捏成一股绳,四个军外加一个快速纵队还没全数汇合。一直拖到11月初,等到解放军正式发动淮海战役,黄维兵团才算是好歹把人马凑齐了。
12月15号,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围在双堆集,一锅端了。那时候,兵团里师长以上的大佬们,除了副司令胡琏、副军长谷炳奎,还有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少数几个人侥幸跑掉,其他像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以及军长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还有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积、潘琦这些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了。
杨伯涛当十八军军长可真没多久,刚干仨月头,他既是十八军的收官军长,任期也算是最短的那一位了。
胡琏回去后又把十八军给组建起来,不过除了名字没换,早就和之前那个十八军不是一码事了,基本上八竿子打不着联系。
杨伯涛为何要指责黄维、王耀武?
杨伯涛落到解放军手里,后来被安排到官教导大队去接受改造。那阵子,大队上头搞了个忆苦思甜的座谈会,杨伯涛在一旁听着,眼泪都控制不住往下掉,毕竟自己小时候就是穷苦孩子,这情感他太能感同身受了。
后头,杨伯涛去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儿碰到了不少过去的“老熟人”和领导。杨伯涛其实在大家里头算是改造挺积极的,不过在学习班的时候,他还挺爱对着两个人“吐槽”,这俩正是黄维和王耀武。
杨伯涛心里一直有根刺,总觉得十二兵团败光了,黄维那时候总是犹豫不决,这责任可不小。要不是黄维拎得清点,说不定他们还有机会跑出去。为这个事,杨伯涛有时候还会当面“数落”黄维几句。
说起来,王耀武本来跟“土木系”没啥渊源,跟杨伯涛平常也没有太多来往,结果照样惹得杨伯涛心里不痛快,被他指责了一通,这背后的缘由还挺让人捉摸的。
得追溯到1945年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那阵子,那年的四月份,十多万日军大举进攻湘西,驻守的部队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由王耀武担任司令官,带头上阵迎敌。
打到5月中旬,日军的攻势变弱了不少。恰好十八军等部队赶过来增援,这会儿,王耀武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商量着,赶紧弄了个反攻方案。他们定下主意,一面正面顶住敌人,一面让新到的十八军从侧面抄过去,准备来个夹击,把这仗利落地收拾了。
那会儿日本兵已经没有后续支援,气势明显下去了,面对第四方面军的猛烈进攻,开始往回逃。正赶上十八军十一师在杨伯涛带领下,顺利拿下了石下江镇,把日军的退路给堵死了。
杨伯涛乐得合不拢嘴,觉得只要后面的弟兄们一围上,这几万日本兵就插翅难飞。没想到,5月21日那天,胡琏突然打来电话,要求十一师把驻守石下江镇的兵力撤回来,主动给日军留个出口。
杨伯涛当场就懵了,忙说:“你这么一搞,几万鬼子不得全都溜了啊!”
胡琏直接回应:“我这也是照命行事,上头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干,赶紧按吩咐来。”
石下江镇的关卡一解封,被围住的日军像没头苍蝇一样往外逃,溜走了大部分人。
要是石下江镇的缺口没放开,直接把几万日军合围消灭,那这仗打得可就不得了,杨伯涛心里老是放不下这事,也就能理解了。
十八军一出现在战场,军委会就让王耀武来挂帅指挥,这事让杨伯涛一直耿耿于怀,在功德林那阵子,他不止一次当面数落王耀武,还直接追问过。
放跑雪峰山那几万日军,为啥会这样?按王耀武自己说的加上邱维达回忆,差不多就是那阵子老蒋那头在重庆要开个大会,新闻都已经提前吹了“雪峰山大捷”,何应钦准备在会上专门讲雪峰山打得多漂亮。可他怕真要把几万日军围死了,到时候没啃下来,胜仗非得变败仗,台上台下都没法说。所以,他给王耀武递了话,让赶紧收拾战场,会议开起之前,战事最好就别再拖。结果,雪峰山的这一仗收得挺仓促,有点虎头蛇尾。
何应钦是自己瞎操心,明明几万日本兵已经被困得死死的,说实话一口吃下确实不容易,但那会儿人家也没余力叫援兵。反观咱这边,不仅主力都换上了美式装备,廖耀湘带着新六军也来顶了后手,还有空军罩着天上,优势那是一目了然。那些被围在圈里的日军,纯属甭想翻身了。
好多年过后,邱维达还在念叨:“让那几万被围的日本兵就这么溜出去,实在可惜啊,我怎么琢磨也想不明白这事儿。”
积极改造,迎来新生
抗美援朝打响以后,解放军官教导大队专门组建了“美军战术研究班”,班长是杨伯涛等人,这也是为了给志愿军提供有用的作战参考。
杨伯涛除了曾在装备美式武器的十一师和十八军担任重要军事职务,还当过美械装备训练部主任,对美军用的装备和他们打仗的路数了解得挺透。
熬夜赶工忙活了好些天,六万多字的《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军事资料终于出炉了,这份材料一出来就赢得了不少认同,参考意义很大,杨伯涛的写作功底也被不少人点赞。
除了整理资料这项活,杨伯涛还亲自上阵给前线的志愿军炒干粮,炒面啥的,他一个人就忙活出了几百斤。等志愿军传来捷报那天,这家伙太高兴了,立马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名字叫《为抗美援朝志愿军炒干粮》:调和鼎鼐倍辛忙,为最爱人爨糇粮。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昼烽烟夜烛天, 挥汗酣战灶台前。千杓万铲浑意倦,大同江畔报敌歼。
1959年12月,杨伯涛在功德林接受改造时,他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曾扩情一起获得特赦,算是迎来了新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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